现代医学养生 / 中医古训

“百年中医史研究”由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承担

    民国中医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中医发展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命运休戚相关，与当局中医政策密切相关；对于外来文化，一定要根据国情，予以借鉴，但不可照搬；科学有阶段性，不能等同于终极真理；中医、西医自成体系，各有优势，相互借鉴，共同发展；西医不能作为判定中医的标准；中医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和方法，有自己发展的规律。发展中医，要遵循自身规律，发挥特色优势。

 

   近代西方科学文化传入后，我国原有学科开始脱离传统模式，向西方科学文明融会，大多数传统学科或被外来科学所取代，或被肢解成新式学科中的构件。只有中医药学，虽然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打压，甚至险遭取缔，但总体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学术风貌，可谓一枝独秀。这得益于民国时期中医药界的抗争图存和自强发展。

 

    余云岫早在1916年就著书《灵素商兑》，用西医解剖、生理、病理学作为标准，对《内经》开展全面批判，“痛诋阴阳五行、十二经脉、五脏六腑之妄”，试图使建立在《黄帝内经》基础上的中医理论大厦土崩瓦解。

 

    在时势的紧逼下，为了生存，中医界进行多种探索，改良、革新、科学化，其中“中医科学化”成为一时潮流。陆渊雷认为中医确有实效，但科学毕竟是真理。主张以西医学为参照，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陆氏主持起草中央国医馆《统一病名建议书》指出：“国医原来病名向来不科学……西医病名既立于科学基础之上，今若新造病名，必不能异于西医，能异于西医即不能合于科学”。还有谭次仲、谢仲墨等也主张中医科学化，视科学为真理，用西医作为标准。

 

    面对严峻挑战，中医界有识之士从学理、医理上进行反驳、抗争。恽铁樵《对于统一病名建议书之商榷》明确指出：“天下之真是原只有一个，但究此真是之方法则殊途同归，方法却不是一个。……西方科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术自有立脚点。”中医阴阳五行学说尤其是五行最受当时科学人士的抨击。而恽铁樵独具慧眼，指出 “《内经》言五行配以五脏，其本源本于天之四时”（《群经见智录》），认为五行是四时的代名词，不过是用来演说四时之变化，从方法论上阐释了中医朴素辨证的认知思维，回击了对中医的责难。

 

    杨则民著《内经之哲学的检讨》，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不在生理、解剖、病理、实验，而在整个之思想系统上矣”。指出《内经》的“最高理论为阴阳五行、生长收藏与调节……自以辩证法为最正确之途径”，认为《内经》的方法论是辩证法，只有站在哲学的高度才能认识到它的真正价值。

 

    陆士谔认为“凡是一种学术，必有其根据地，必有其立脚点”（《士谔医话》）。时逸人认为中医的特长在于“运用虚实寒热等为辨证之方针，选用历代相传之经验良方，尤注意于人体自然之机能，以及风土气候之变迁，方药之配合加减等”（《研究中国医学的几个信条》）。辨证论治为中医立脚点已跃然纸上。

 

    民国时期，虽然有过一些迎合“科学”的探索，但是恽铁樵、杨则民、陆士谔、时逸人等医家坚持中医自有立脚点，积极维护基于《黄帝内经》所建立起来的中医理论体系的完整性，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医家非常重视传统学术的继承，如《中国医学大辞典》《中国药学大辞典》等首部中医药辞典问世；《三三医书》《中国医学大成》等大型丛书编辑；《清代名医医案精华》《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等医案佳作编撰。同时在继承基础上不乏创新提高，在诊治理论和临床实践上取得可圈可点的成绩。诊断方面，祝味菊继承明代张景岳“两纲六变”之说，明确提出“八纲”，并指出它具有“执简御繁”的重要作用。伤寒、温病方面，黄竹斋《伤寒论集注》集伤寒之大成，更有恽铁樵《伤寒论研究》、陆渊雷《伤寒论今释》、余无言《伤寒论新义》、祝味菊《伤寒质难》等多部伤寒新作；何廉臣《重订通俗伤寒论》等，主张寒温融合。临床各科，名家辈出，如治温病有丁甘仁，针灸有承淡安，一指禅推拿有丁凤山。学术思想，传承有序，如治中风有张山雷，上承张伯龙，下及张锡纯。这些大师名家踏着时代的节拍，或继承传统，或融会新知，有力地推动中医临床的发展。正是这些前辈的积极作为，自强进取，才奏响了民国中医发展的主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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