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国医大师何任先生身边的日子

□ 范永升 浙江中医药大学

    2月23日是国医大师何任先生逝世一周年的日子。之前，为纪念他老人家而编撰的《何任临床医学丛书》共五册也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陆续出版。手捧新书，感慨万千，30多年前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1977年夏天我从浙江中医学院中医专业毕业后留校工作，不久学院安排我到时任副院长何任先生身边做些学术秘书类的工作，由此也开启了我在先生身边学习、工作、生活长达30多年的人生旅程。

　　积累临床医案

　　我到先生身边工作，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整理医案。一天，先生交给我一叠厚厚的病人处方。告诉我，他早年保存的处方都在“文革”抄家时散失了，很可惜，这些是后来留存的。他还给我讲了整理医案的基本要求。我把先生的处方打开一看，十分惊奇。只见处方已按病人分类，每一类病人的处方都用一枚大头针或回形针别好分开。许多处方都因日久变色发黄。病人就诊时间大多是70年代初期，有的是60年代中期，保存时间已达10年以上，可见先生重视临床医案的积累。有的在处方边上注有当时病人诊病的背景。有的处方前会附有一张小纸，记录服药后的效果。如一例支气管扩张反复咯血病人，上面写着：“病人以喜悦心情，谓多年不愈咯血，第一次见痰中血净”。还有的病人处方装在信封中，里面附有西医检查的化验单以及住院记录等。充分体现先生做事之严谨、细致、认真。医案整理一般先由我撰写初稿，然后交徐荣斋老师修改，最后由先生定稿。在工作中，最难也是最主要的，莫过于撰写“按语”了。既要把先生理法方药特色提要钩玄，又要进行理论阐析。为此我阅读了不少方书，除四大经典、中医教材之外，还读过《类证治裁》、《临证指南医案》、《傅青主女科》、《小儿药证直诀》等等。既使我了解了先生辨证施治、理法方药的特点，也提高了自己的中医理论水平。该医案整理后，由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书名《何任医案选》。

　　校注《金匮要略》

　　1978年10月，完成《何任医案》整理工作后，通过考试，我成为由先生担任研究生指导小组组长、徐荣斋老师具体指导的中医古典医著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5年，先生又承担了卫生部中医司下达的主编《金匮要略校注》的任务。为此，先生首先挑选了几位我校中青年骨干教师组成项目研究组，由我、连建伟、汤金土、冯鹤鸣、俞景茂、高越敏、黄英俊等8人组成，并进行了分工。其次，派我到北京拜见了中国中医科学院马继兴研究员，并分别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等处复印了公元1340年元代仿宋刻本《新编金匮方论》，又称邓珍本，作为底本。复印了明万历27年赵开美《仲景全书·金匮要略方论》、明万历29年吴勉学《古今医统正脉全书·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作为主校本，为顺利开展校注工作奠定了基础。第三，对校注工作，先生要求大家认真、严谨，做到“信、达、雅”。所谓信，指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表达准确；所谓达，指语译要通顺明白；所谓雅，则是在信和达基础上，力求做到文辞简明优雅。对校注工作中我们提出的问题，先生总是以他广博的学识和在《金匮要略》研究上的深厚积淀，予以解答，使我们获益良多。为了减少干扰，提高校注工作的质量和进度，先生组织项目组先后两次在解放军128医院、117医院的招待所集中工作，每次10天左右，先生与我们一起同吃同住，度过了一段紧张、高效而又快乐的时光。

　　在先生的主持下，该项目历时4年，经过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克服了重重困难，取得了不少成绩。例如《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篇木防己汤下，石膏用量诸本均作“如鸡子大12枚”，约合今之一二斤，如此用量，令人费解。然经过我们校核，发现《外台秘要》该方石膏用量为“如鸡子大3枚”，较符合临床实际。于是，我们就在校注中予以注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在审稿会上，北京中医药大学刘渡舟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殷品之教授等专家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1990年《金匮要略校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出版，1992年该项目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正是有先生奠定的基础，才使我校中医临床基础学科成为教育部国家重点学科。

　　提炼治病方法

　　先生从医70余年，临床经验丰富，诊务繁忙。在他80多岁高龄后，依然坚持每周两个半天门诊，精神矍铄，思维敏捷。每次上午的门诊规定挂20号，但先生往往经不住远道而来病人的请求，每每会加到30多号，门诊时间也一直会拖延到中午12时乃至下午1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