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首个医学访华团的

中国人似乎很了解针刺麻醉在美国遇到的尴尬局面，在关键时刻，中华医学会出面邀请了四位知名美国医生及其夫人于1971年9月访华。一位是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私人医生，麻省总医院和哈佛大学的心脏病教授怀特（Paul Dudley White）；另一位是密苏里大学健康科学院院长达蒙德（Gray Diamond）；还有一位是纽约爱因斯坦医学院社区健康教授赛尔德（VictorSidel）；最后一位是纽约西奈山医学院耳鼻喉科退休名誉教授罗森（Samuel Rosen）。这个由四位不同学科专家组成的代表团可以称为美国医学界的“四君子”访华团。

“四君子”代表团在中国受到了意想不到的礼遇。当他们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到北京机场，就听到机长广播说，请大家不要动，让重要代表团成员先下飞机。像其他乘客一样，四人没敢离开座位，同大家一样翘首等待重要客人先下飞机。过了好一会，空中小姐走了过来，十分礼貌地告诉他们，乘客们都在等待他们先下飞机。美国医生方才醒悟，随之受宠若惊般地提起大包小裹走下了飞机。更没想到的是，在悬梯下面等待他们的是一排中国医学会的最高官员。

据达蒙德医生回忆，参加接待他们并一同座谈的中国医生有：中华医学会会长黄家驷教授；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吴阶平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林巧稚教授；天津医院院长朱宪彝教授；北京阜外医院胸外科专家吴英恺教授等。这个名单几乎是把当时在京的名医“一网打尽”了，而且都是受过良好西方教育的西医。在中美医生会面时，“四君子”感到像是同学聚会，所有中国医生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言无忌讳。

“四君子”在各地医院参观访问中可以自由翻看病历，随意拍照，同任何医务人员和患者交谈。中国人给他们的印象是，健康快乐、待人礼貌、工作努力、虚心好学、诚恳坦率。尽管语言不通，但他们可以用听诊器倾听心脏跳动的“国际语言”，读懂心电图和X光片等“通用文字”，清楚地了解中国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只有一个现象令他们费解，就是在几乎所有的会议中，都有一位身穿绿色军装的革命委员会主任坐在那里。

据中国中医科学院陈可冀院士回忆，当时由吴阶平和吴英恺院士主持，在北京饭店开过一个小型隆重的座谈会，心脏学专家黄宛、方圻、陶寿琪及中医研究院名医郭士魁和陈院士本人应邀参加。怀特教授听了中医药治疗心脏病的介绍后说：“中医药历史悠久，记载丰富，有经验，相信会探索到有效的防治冠心病的方法。”当时国门初开，来自西方专家对中医的评论令中国学者备受激励。

然而，主人十分清楚“促进中美医学交流”并不是四君子访华的最主要目的，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大洋彼岸，美国医学界正焦虑地等待着他们的大牌医生亲临现场揭开针刺麻醉之谜。

9月16日，客人刚入境，就在广东人民医院参观了3例针刺麻醉手术，分别是男性甲状腺肿瘤切除术，男性胃溃疡胃大部切除术，女性甲亢甲状腺切除术。中国医生坦诚地告诉他们，病人在手术前一天晚上用过400毫克的镇静安眠剂安宁或者是60毫克的镇痛止静剂杜冷丁，但在手术前和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麻药。美国医生们都认同，病人所用药物的作用和计量都达不到为手术麻醉的效果。他们详细观察了手术的全过程，拍摄了很多照片，还在手术中同医生和患者对话，三位病人在手术中都一直保持清醒，没有人抱怨疼痛。

手术完成后，他们还同麻醉医师，广州地区针麻协作组组长陈志明进行了长时间的座谈。陈医生十分坦率地回答了他们所有的提问，并介绍说，该院从1959年开始针刺麻醉手术，共做了1500多例，其中有90%左右的病例取得了成功（注：指适合手术病人中的成功率）。在各种手术中，甲状腺切除术成功率最高，而腹部的手术有时效果不好，内脏的牵拉会造成不适的感觉，腹壁太厚的病人不容易肌肉松弛，瘦的病人效果比较好。陈医生还介绍，针麻手术的病人是事先经过选择的，有意愿并能接受的病人才可以被考虑，过于紧张和害怕疼痛的病人是不会用针麻做手术的。手术中，麻醉医生要对病人进行密切观察，如果需要的话，临时会给麻醉剂。

代表团到达北京后，中方又安排他们于9月23日到北京医学院第三教学医院再次参观了7例针刺麻醉手术。分别是女性开颅肿瘤切除术，男性白内障切除术，男性的肺结核肺叶切除术，女性卵巢囊肿切除术，阑尾切除术，以及两例针刺拔牙术。参观完毕，美国医生还听取了负责针麻手术的周汉光医生的介绍，周医生说该院从1958年就开展了针刺麻醉手术，已经做了4900多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