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医学养生 / 中医古训

悼念国医大师王玉川教授 心如璞玉身若大川

2016年4月1日，国医大师，中医学家，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玉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离世震颤着每一个中医人的心。谨以此文，怀念我们心中敬爱的王玉川老师。

 

建《内经》现代教育体系

 

1957年，王玉川调入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创建内经教研室。建校初期，没有教材，选用《内经知要》作为教材，当务之急是用现代语言准确表达《内经》博大精深的内涵。在没有现代文翻译可借鉴的情况下，他率领教研室同事夜以继日的研究、整理和翻译，完成集前人大成的《内经讲义》，建立了现代《内经》的教育理论体系，打开了《内经》教育的新时代，让古老的《黄帝内经》在上世纪散发出新的生命力。北京中医学院所编写《内经讲义》后来升级为全国统一内经教材，同时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基础理论》等其他教材编写打下坚实基础。

 

王玉川在醉心内经教育的同时，更重内经研究，他不泛泛而谈，不在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而是对五行学说、气血循环理论、运气学说提出独到见解，破译河图洛书之谜，敢于对“辨证论治”“有是证用是方”提出质疑，而这些都是中医大厦的基石。根不固，枝不繁，叶不茂，正是有了王玉川承古而不泥于古、注重创新的进取精神，古老的中医理论被赋予了新的活力。特别是在一直被称为《内经》最难的运气学说方面，王玉川可谓当代研究运气学说最有成就的人。他1993年主编的《运气探秘》代表了当时研究的最高水平。他探讨五运和六气的体系问题，指出平气概念的重要性，从西汉的灾害性天气论证了运气学说的科学性，阐发《素问》遗篇的学术价值。

 

在中医科学化的浪潮下，王玉川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以创新为生命线，结合现代研究成果，探讨古代用药原则，拓宽了临床思路。几十年来，为中医的基础研究做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王玉川治学注重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在1984年担任健康报振兴中医刊授学院顾问期间，他曾和刊院同学谈中医治学方法时说道：“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做出成绩。不要做教材的奴隶，要做教材的主人，这才能把前人的成就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决不能像果戈理在《死魂灵》里描写的那位‘死读书，读书死’的彼得尔希加，他辛辛苦苦读了一辈子书，到头来却什么知识都没得到。我们需要的是自己观察，自己思索，自己做主，那是一种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 正是源于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使得王玉川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屡获开创性突破，正是因为不迷信权威，敢于对传统提出质疑，才使得研究深入下去，跨越了一个个学术高峰。

 

王玉川生性喜欢自由，了解他的人，对他的第一评价大多是“低调”“不争”。然而这样一个不喜参政的人，却是全国政协四届委员，担任北京中医学院副院长多年，还有多项校内外职务，这似乎是种矛盾。他把这些称为“乱七八糟的事”“当时没办法推，这也是种任务。”如果可以自己做决定，他断然不愿从熟悉的南方来到北方生活，更不愿从事行政工作。玉玉川退休后更为低调，不轻易发表任何意见，每天8点前到办公室，中午回家稍作休息，下午又回来。“他的思维，就是做自己的事，看自己的书。”

 

这种淡泊、低调，不是怕得罪人，也不是没有想法，他是位特立独行、生性高洁的人。在谈及生活工作时，王玉川说的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无所谓”，他说，人生几十年，没必要争名夺利。“人家说我好也行，说我不好也罢，都一样！”

 

文以载道 魂以育人

 

和师带徒相比，王玉川更提倡现代学院教育。他认为临床上从来没有相同的病人，好中医应该独自到临床去实践摸索。“倘若倾心而倒，一个老师的经验，用不了3天就能说完；相反，也可能临床跟师3年，还摸不到门。”

 

他对所有的年轻中医都毫无保留，倾其所有，他甘为人梯、无私传授的风范使很多人受益终生。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届中医专业毕业生刘燕池教授，谈起一件往事。1962年他毕业分配到内蒙古讲内经课，没有经验的他返回母校寻求帮助。当时王玉川把历经一年刚誊完稿、尚未出版的《内经讲义》交给他，用作参考。刘燕池拿到这份原稿，心情澎湃，现在回想起来还常说“师恩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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