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气来认识中药

　　敦煌医学卷子《张仲景五脏论》云：“药疗也，疗人万病，肥白俱解，子孙昌盛，众人爱敬，皆由药性。”药性直接关系着临床疗效。可以说，学界对中药药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亦很重视，但大多停留在土壤、气候、光照、灌溉等有形的层面。

　　从气来认识中药

　　清·赵学敏认为：“医者意也，用药不如用意。治有未效，必以意求，无不立验。”其所谓意，可从药物与人体相维系的气的角度来揣测，不然，难以领会其要义。

　　许多古代文献认为，人的生命是气作用的结果。《素问·保命全形论》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难经·八难》云：“气者，人之根本也。”《庄子·知北游》曰：“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类经·摄生类》说：“人之有生，全赖此气。”所以从气的层面研究中药药性，对认识中药药性大有裨益，将使中药更好地服务于临床。

　　中医学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气构成的，中药生长在天地之间，受天地之气，四时之法而成，是天地孕育的精华。《素问·五常政大论》云：“地有高下，气有温凉，高者气寒，下者气热。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说明中药寒热温凉，升降浮沉都是天地之气作用的结果。不同地区、空间，时空天地之气不同，形成的药性亦不同。

　　人由气生，气对人的作用非常重要，疾病的产生和发展都是邪气作用于人体，引起机体正邪斗争，导致阴阳气血偏盛偏衰或脏腑经络机能活动失常的结果。《本草衍义·序》说：“人之生，实阴阳之气聚耳。若不能调和阴阳之气，则害生。”《素问·百病始生》云：“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清湿喜怒。喜怒不节则伤脏，风雨则伤上，清湿则伤下。三部之气，所伤异类。”

　　由此可见，百病的产生是由邪气亢盛，正气受损所致，治疗时就要利用药物的偏气调整人体的偏气。正如张景岳所说“病之生者，不离乎气，而医之治病，亦不离开气。”因此，研究气对中药药性的影响，对中药临床应用有重要的意义。

　　同气相求与归经理论

　　关于中药归经，普遍认为是长期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用药理论。笔者认为归经的本质是人体、脏腑与药物同气相求作用的结果。

　　《吕氏春秋·应同》认为：“类同则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李梴认为“草木昆虫之气，尽皆得气之先，所以虽干枯陈朽，亦可以调脏腑而治疾病，其气同也。”每个脏腑都有其五行归属，每种药材有其五味归属，同气相求形成了药物对脏腑的亲和作用，指明了药物的适用范围，说明药物的药效所在。

　　气之偏盛决定药物毒性

　　药物的毒性亦是天地偏盛之气凝聚而成。《医断》云：“药者，草木，偏性也，偏性之气都有毒，以此毒除彼毒也。”《医原》也说：“药未有不偏者，以偏救偏，故名曰药。”

　　明代张景岳《类经》云：“药以治病，因毒所能，所谓毒者，因气味之偏也。盖气味之正者，谷食之属是也，所以养人之正气。气味之偏者，药饵之属是也，所以祛人之邪气。其为古也，正以人之为病，病在阴阳偏胜耳。”这些文献说明，中药的毒性是气的偏盛所造成的。

　　气之聚散造就中药形态

　　中药具有其不同的形态，即使同一药物，形态不同，其药效不同。如乌头、乌喙、天雄、附子、侧子五药，实为同一种植物，仅以大小，长短、形态而命名不同，药性也不同。

　　《本草蒙筌》：“天雄，其气亲上，补上焦阳虚；附子，其气亲下，补下焦阳虚；乌头，守而不移，居乎中者也；侧子，其气轻扬，宜其发四肢，充皮毛，为治风之妙也；乌喙，其气锋锐，宜其通经络，利关节，寻蹊达径，而直抵病所也。”生于同一地域，接受相同的光照，相同的水分、土壤的同一植物，药性却相差甚远，是什么导致这种差异的呢？

　　《本草思辨录》的答案是：“乌头老阴之生育已竞者也，天雄孤阳之不能生育者也，附子即乌头天雄之种，含阴包阳者也。老阴生育已竞者，其中空，以气为用。孤阳不能生育者，其中实，以精为用。气主发散，精主敛藏。发散者能外达腠理，敛藏者能入筋骨。附子则兼备二气，外强健，且其物不假系属，以气相贯而生，故上下表里无乎不到。”

　　《素问·六节藏象论》有“气合而成形”之说，宋·张载《正蒙·太和》有“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为太虚。”现代研究发现，地球上众多的生物，虽千姿百态，但本质都是高度一致的，当所有生物进入分子层面时，核酸与蛋白质的形成和结构，核酸结构与蛋白质的结构对应关系在整个生物界中都是一致的，可以想象，当研究进入到更微观的层面时，世界万物的组成将是高度一致的。